譚冰霖：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行政法治之維

　　現代市場經濟本質是法治經濟。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和營商環境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民營經濟促進法作為我國首部以“民營經濟”命名的綜合性、基礎性法律，從立法層面回應了民營企業對法治化營商環境的迫切需求。在行政法治層面，該法從市場準入、行政執法、政務服務、政務誠信等方面提供系統性、一攬子解決方案，為民營經濟的持續、健康、高質量發展搭載了強勁法治引擎。

　　一、實行平等市場準入

　　民營經濟法促進法第3條確立了“平等對待、公平競爭、同等保護、共同發展”的基本原則，構成了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法理基礎。為保障民營經濟組織享有平等法律地位、市場機會和發展權利，首先，該法第10條對行政許可制度作出重大創新突破，確立了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負面清單之外，各類經營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其次，該法第11-14條規定了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確保政府所制定的各類政策措施依法保障各類經營者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和公共服務資源，公平參與公共資源交易。最后，該法第45條賦予民營經濟組織規則制定參與權，要求國家制定與生產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其他規范性文件或者重大決策，應當注重聽取民營經濟組織在內的各類經濟組織、行業協會商會的意見建議，并為其留出必要的適應調整期。

　　二、規范涉企行政執法

　　民營經濟促進法要求政府改變過去“重管制”的思維模式，打造企業友好型的執法模式，使行政執法既有力度也有溫度。

　　第一，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離不開行政執法有力監管，該法要求政府充分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民營經濟組織合法權益。第15條規定，行政機關要按照職責權限，預防和制止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壟斷、不正當競爭行為；第33條規定，行政機關要加大創新成果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依法查處侵犯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和侵犯商業秘密、仿冒混淆等違法行為。

　　第二，對民營企業自身的行政執法活動應當堅持依法行政原則和比例原則，避免或者盡量減少對其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影響。針對行政檢查過多過頻、“小過重罰”、“過罰不當”、信用約束過濫等民營企業反映較為集中的問題領域，該法打出規范涉企行政執法的“組合拳”：其一，行政處罰領域，遵循平等原則和過罰相當原則。第51條規定，涉企行政處罰應當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違法行為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或者不予處罰情形的，依法從輕、減輕或者不予處罰。其二，行政檢查領域，第52條規定，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生命健康等特殊行業、重點領域外，市場監管領域涉企行政檢查全面推行“雙隨機、一公開”和“并聯檢查”方式。其三，在信用監管領域，第52條、54條規定，推動監管信息共享互認，根據民營經濟組織的信用狀況實施分級分類監管，實施失信懲戒應當有法律、法規依據，并符合比例原則。民營經濟組織及其經營者達到信用修復條件的，有關國家機關應當依法及時解除懲戒措施，并對其信用信息進行協同修復和處理。最后，第53條還要求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建立健全涉企行政執法訴求投訴舉報處理機制、訴求溝通機制和監督檢查機制。

　　三、優化政務服務質量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優化政務服務提升行政效能推動“高效辦成一件事”的指導意見》提出，“優化政務服務、提升行政效能是優化營商環境、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必然要求”。在優化政務服務質量方面，民營經濟促進法進行了三方面的制度規定：

　　第一，便利企業登記程序。便利的企業登記程序是降低市場進入和退出成本的基礎制度。對此，該法第48條規定，登記機關應當為包括民營經濟組織在內的各類經濟組織提供依法合規、規范統一、公開透明、便捷高效的設立、變更、注銷等登記服務。

　　第二，公開政策優惠條件。近年來，政府加大助企幫扶力度，積極推出一攬子增量政策舉措，但在知曉度便利度方面存在一定短板。對此，該法第46條規定，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及時向社會公開有關優惠政策的適用范圍、標準、條件和申請程序等，為民營經濟組織申請享受有關優惠政策提供便利。

　　第三，豐富法律服務供給。市場競爭暗流涌動，企業時刻面臨產品和服務質量、安全生產、勞動用工等方面法律風險，對優良的公共法律服務有著強烈需求。對此，該法第55條規定，建立健全協調律師、公證、司法鑒定、基層法律服務、人民調解、商事調解、仲裁等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為民營經濟組織維護合法權益提供便利。

　　四、加強政務誠信建設

　　誠實守信是法治政府的一項基本要求，政務誠信建設是優化營商環境的基礎工程。只有政府講誠信、重承諾，才能使企業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更多確定性。反之，政府一旦喪失公信力，就會影響市場信心。針對“新官不理舊賬”、賬款久拖不結等政府失信現象，民營經濟促進法第69條就民營經濟組織賬款支付保障工作作出細致規定；第70條要求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依法履行對民營經濟組織作出的政策承諾和與民營經濟組織訂立的合同，不得以行政區劃調整、政府換屆、機構或者職能調整以及人員更替等為由違約、毀約。確因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違約的，應當對民營經濟組織予以合理補償。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現代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

（編輯 牛暢）